图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三等车厢内部
传统相声《卖挂票》讲的是观众为了看戏宁愿“挂”在墙上，这当然是一种艺术的夸张。不过，旧中国的火车上却真实出现过一种被称为卖“绑票”的现象。所谓“绑票”，并不是绑架，而是因为火车上人太多，有的旅客实在上不去车，只好站在车厢外的踏板上。为了防止车开了以后摔下去，他们便把自己绑在车门上，时人戏称为“绑票”。
“绑票”现象出现在抗战胜利后的京沪铁路上，当时火车的拥挤可见一斑。当时，铁路客运有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现象：抗战之前，火车里的人并不多，只有三等车厢稍微挤点儿；抗战胜利后，各条铁路变得异常拥挤，所有车厢都满满当当，人们甚至站在车顶上，挂在车门上，秩序大乱。
抗战胜利后火车之所以这么挤，除了战争对铁路的破坏导致机车车辆缺乏外，还因为当时的火车上出现了一股持续而庞大的特定客流——他们拎着大包小包，常年奔走在铁道线上，使原本就供不应求的铁路更加人满为患，这些人就是跑单帮的旅客。
跑单帮始于抗战时期
跑单帮这个词诞生于抗战时期，意思是从事个体贩卖活动的行商行为。这种现象的大量产生源于物资流通受限引起的各地物资有无和价格的不等。在和平时期，各地物资可以互通，价格也不会相差太远。特别是到了近代，交通工具进步，物资交流更加便利，单枪匹马贩运物资根本无利可图。
可是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物资，同时实行物资管制，禁止私人贩卖，再加上日军设置的封锁线众多，正常生意根本没法做。一些人便利用这种物资短缺和各地物价之间的不平等，做起了贩卖货物的生意。比如，当时的北京，粮食、牛羊肉、皮毛、毛毯等是急缺的物品，而张家口缺少食盐、土布、棉线、烟叶等物资。这些人就在北京购买食盐等到张家口贩卖，再从张家口购买粮食等回北京贩卖，从中赚取差额利润。这种贩运活动一般都是单人进行（有时也有几人结伴而行），被称为跑单帮，从事这种活动的人被称为单帮客、单帮贩或者单帮。
抗战时期，跑单帮现象大量出现，各地皆有。尤其是江浙沪、京津等地，单帮客极多。有人回忆说，当时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以南住家的失业穷苦之人大都加入了跑单帮行列，成为当时一种职业和一个流行名词。就连汪伪政府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也常常利用乘火车免票和车站免检的特权，往返于沪宁之间，跑起了单帮。有一次在火车站，日本宪兵不知为何，突然要检查他的箱子，打开之后发现里面全是猪鬃，他跑单帮的事才漏了馅。跑单帮之流行，可以想见。京剧《沙家浜》里阿庆嫂的丈夫阿庆就被设定为常年在外的单帮客。
跑单帮，铁路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单帮客成了当时铁路旅客的主流。抗战时期，沪宁铁路单帮客一度“几占全部旅客之七八成”，京绥铁路上的单帮客也挤满了车厢。
跑单帮产生之初，汪伪政府并未在意，检查也不严格。随着跑单帮人员急剧增多，汪伪政府加大了在铁路的检查力度，跑单帮生意也变得越来越难做。日军在多地实行物资管制，在这方面的检查也非常严格，普通百姓贩运物资是违法行为。单帮客们为了顺利贩运货物，不得不千方百计讨好、贿赂车站工作人员。
陈关康的回忆录《沧桑五十年》记述了自己抗战期间在沪杭铁路火车上看到的景象：“上了车，我好不容易找到位子，许多稍比我后上车的人都只好站立了。由于跑单帮谋生的人多，所以车上的旅客特别拥挤。列车开出杭州后，就有查票员来查票了。其实他们查票很马虎，而查行李架上和座位下的物品时却很认真，查到禁运物品时，连声高叫‘是谁的’，这时物主把预先折叠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钞票往他们手上一塞，就万事大吉了。一趟列车有十几节车厢，跑一趟车，他的进账真是惊人。查票员过去之后，不一会儿又有乘警来查票了，也照样捞了一次钞票，接着又有什么护车兵也来捞钞票了。看到这种情况，我想这些单帮赚几个钱也真是不容易，花下血本，往返跋涉，提心吊胆，还要钞票铺路。如果碰上日本人，那就要货物充公，血本无归，可能还要被关押起来，吃更大的苦头。”对于大部分单帮客来说，跑单帮收入微薄，仅够糊口，而且，这种生意极为辛苦，稍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有时还要冒生命危险。
抗战胜利后跑单帮依旧红火
抗战胜利后，经济萧条、失业者众多，因此，单帮客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更加盛极一时。正如一篇文章所说：“胜利以后远没有被改变，现在的车上和船上，依旧是单帮小贩的天下。站上、车上，至今还是黑压压的人头，还是永远不完的挤轧，还是各种鸡呀肉呀的臭味。”
这一时期跑单帮，与之前相比，规模越来越大，方式也越来越巧妙。有的单帮实际上已经名不副实，很多实力较强的单帮客合伙组建了类似公司的组织，分工合作，有专门刺探各地行情的，有负责推销的，有负责运输的，还有专管账目的。
还有一些单帮客更加高级，他们一般乘坐飞机，这些人门路广，能耐大，获利也最丰。钱钟书小说《围城》里，女主人公苏文纨就是一个坐飞机的单帮客。抗战胜利后，飞机上的单帮客越发多了起来，他们贩运的一般是黄金、现钞及一些高档商品。比如，当时广州黄金的价格是上海的3倍，单帮客从上海购买黄金，坐飞机运到广州卖，获利甚巨。后来，当局不得已出台规定，来沪旅客携带现钞不得超过两亿。
当然，跑单帮的主流还是小本生意人，铁路也依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有人粗略统计，当时火车上的旅客，十之八九是单帮客。他们贩运一切可以牟利的物品——猪肉、鸡蛋、鱼、鸡、冬笋、粮食、食盐、洋货，火车站鸡鸣鸭叫，秩序大乱，车顶上、车门外都挤满了单帮客。有人戏言：“除了烟囱、车轮，到处是人。”一位名叫亚浪的诗人写了一首诗《单帮咏——上海北站所见》，描述了在火车站的所见所闻：“你挤我也挤，大家背的都是米；大家都是同一条路——往上海去。北站是上海的嘴，人呀，米呀，吞进腹中去。”
单帮客的增多，使铁路不堪重负，却使车站上工作的脚夫发了意外之财。火车人多，车门上不去，单帮客只好爬窗。车窗高，行李重，很难上去，他们就花钱请脚夫在站台上托着他们的屁股向上推一把。推一人给大洋一块，现推现付，时人戏称“捧屁股钱”。
单帮客过多，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客运秩序，铁路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如规定单帮客不准乘坐特快列车，只准坐普通列车，不准攀爬车顶，不准进入行李车、煤水车等。
单帮客催生“自带包裹”制度
单帮客不仅使火车异常拥挤，而且还迫使铁路客运规则进行了改革，这就是“自带包裹”制度的实行。
当时的客运规则规定，旅客携带的物品一般分为行李和包裹两种。行李是旅行必备的日常用品，范围非常明确；包裹则是普通的商货，但是数量受限，数量大的货物属于货运范畴，包裹则是客运的一部分，由客车运输。不论是行李还是包裹，除了一些随身手提包或者零星小件，其他的都不能随旅客带入车厢，而是交行李包裹房称重计价后交专门的行李车运输。
跑单帮旅客携带的物品自然属于包裹，按理来说是不能由旅客自带的。但是由于跑单帮盛行，包裹堆积如山，铁路根本无力组织托运，于是一个新名词应运而生，这就是“自带包裹”。也就是说，单帮客携带的包裹，虽然也要另外付运费，但是不再由铁路托运，而是由旅客随身携带，安全也由自己负责。
郭兰馨在《蜃海楼诗草》中写道，“自带包裹”制度是铁路的无奈之举，它进一步加剧了车厢的拥挤。车厢里人本来已经够多，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包裹，车厢里满坑满谷，不仅侵占座位，查票员查票也无法行进，旅客出入如爬山越岭。正如一首诗所描写的“行李满车客乱攀，人间何苦去旋还”。